对于舆论喊出的口号“深企转移”，首先需要厘清概念所包涵的范围，怎么去理解“深圳”，理解“外迁”。举例来说，假如深圳只局限在原来“关内”的范围，企业从“关内”移到“关外”就是“外迁”；如果把深圳理解成现在的约2000平方公里左右的城市面积，企业转移到东莞、惠州就是“外迁”；假如我们把深莞惠作为一个大都会圈，或者叫作“深圳大都会圈”，那么到东莞、惠州去还算是“外迁”吗？那它就是在深圳里面了。

所以，定义企业是否“外迁”，首先要厘清所相对应的地理区位概念。事实上与其他大城市相比，深圳的面积是非常小的，仅有2000平方公里左右，而上海和广州的面积都是7000多平方公里，北京更是16000多平方公里。在这么小的空间内要容纳大体量的制造业企业，本身是不现实的。随着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必然会有一些制造业企业调整内部的流程结构。应该说，这些企业选择向东莞、惠州“迁移”而不是向更远的中西部地区甚至是海外“迁移”，是在现有的城市行政区划格局下，围绕着深圳这个中心城市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恰恰表现的是“留守”，而不是“迁出”。这种资源和功能的配置，符合一个都会圏的分布规律，也就是说深圳发挥着都会圈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核心配置功能，并向东莞、惠州等外围区域辐射；而外围区域也发挥着吸收、接纳、分工、辅助的功能。这种趋势反映了健康的市场规律和市场行为。

当然，目前的趋势背后也有亟待改进的方面，主要在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行政壁垒如何破除，产业和企业在市场力量推动下选择合理布局，其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如何在行政区域间合理分配共享，这需要在都会圈建设过程中各方作更深入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