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晚，北大汇丰MBA讲座之首期“北大校友讲堂”邀请到北京大学刑法专业77级校友、现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徐友军先生，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个问题为大家进行了深刻的讲解和分析。

徐师兄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深圳市法制局副局长，深圳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版权局）局长、党组书记，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

讲座伊始，徐师兄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有三个事件产生了重大利好：一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解放的基础；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征程；三是2001年加入WTO，按国际规则办事，迅速积累了财富。2001年至今已有十六年，中国要想再产生一个巨大红利，迫切需要第四个重大事件发生，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场了。

粤港澳大湾区是怎么来的？

国家重大政策出台，通常需要有学者建言，有实际需求，有中央拍板，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1、学者提出建议。1994年，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提出“对标旧金山湾区，打造深港湾区”；2013年，北大深研院的陈可石教授提出湾区经济的概念，后被采纳进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后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正是基于上述概念产生。

2、三地有各自的需求。香港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去年深圳的GDP首次超过香港（深圳GDP为2.24万亿人民币，香港GDP为2.66万亿港币），且去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为8.8%，高于香港3.8%的增长率。深圳经济的飞速发展让香港感受到了压力，香港急需找到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良方。二是香港青年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徐师兄说，“占中”折射的其实是香港的社会问题，高房价、工资增幅远小于房价增幅的现状，使得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无法安居乐业。在香港甚至出现了争相应聘低收入岗位的情况，为的是争取政府廉租房。三是缺乏内生性的支柱产业。尽管香港金融、专业服务业发达，但没有制造业等基础产业的支撑，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同时香港土地面积小，生产、生活空间小，制造业缺乏生存空间，急需寻求突破。

澳门目前也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博彩业收入受到影响，自从2013年达到顶峰后，连续三年收入下滑。二是澳门每年约有2000名中学生去台湾读普通大学，回澳门后就业会出现高不成低不就情况，若这批人的就业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再受到台独影响，可能会出现问题，为此，澳门也迫切需要珠三角为澳门青年提供就业空间。

至于珠三角这边，则是发展不平衡，具体为“东岸强、西岸弱；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因此需要跟港澳进行大融合、大贯通、大联动、大整合，把珠三角打造成中国开放新高地。

3、中央拍板。去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的互利合作。

湾区是各种要素的集聚区，全球有60%经济总量、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75%的大城市集聚于此。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大湾区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纽约湾区是国际金融中心，东京湾区优势在于产业集群，旧金山湾区与深圳相似，高科技产业和创业投资居多。以上三个湾区都是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不同是一国两制。

“9+2”与大湾区有什么不同？

徐师兄提到，粤港澳大湾区与“9+2”最大的区别是，去掉了这个“+”，经济上融为一体，不分你我。

1、大湾区规划不能是传统规划，应破除计划经济思维。一是在城市空间布局上，11个城市不应分“龙头”、“龙尾”、“龙身”；二是产业规划布局上，不能定位各城市只能发展某个所谓优势产业，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鼓励自由竞争。

2、大湾区的规划宗旨是互利合作。一方面珠三角帮助港澳享受到珠三角改革开放的红利，真正兑现CEPA协议内容，特别是香港的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巿场问题，把更多市场让给港澳；另一方面港澳帮助其他9个城市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与港澳具有相同的开放度，跟上国际发展步伐。

3、大湾区的规划目标是打造湾区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层面，湾区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目标是打造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经济共同体，在湾区内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十分畅通，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贸易、制造业、专业服务中心，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最便捷的连接地带。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大湾区的运作机制，怎么决策、协调、执行和化解纠纷。大湾区的基础设施要互联互通，这又涉及成立大湾区投资银行等问题。在社会层面，目标是打造湾区社会共同体。目前，港澳和珠三角地区在教育、文化、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没有互通，未来需要进一步衔接。社会领域很复杂，但如果社会领域达不到一体化，经济领域也不可能一体化。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中，有几个难点必须要克服：

一是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两制是大湾区建设的最大制度红利，应把两种制度的优势叠加。在政治上两制、经济和社会上一制，因此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应打通各种壁垒。

二是如何处理珠三角内部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应打消计划经济思维，应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谈合作。徐师兄举了深圳机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例子，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香港、深圳、广州三地的机场存在竞争，有了压力才导致三个机场都发展的不错。

三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问题。一是商品的自由贸易需要外贸体制、外贸政策、关税的改革和调整，这很不容易，可以先在深圳试点，再逐步放开至大湾区；二是资金自由流动问题，牵涉到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的自由兑换；三是人员自由流动问题，需要对出入境管制政策进行调整。有香港政协委员提出，适时颁发大湾区居民身份证，持有该证的人员在大湾区内可自由流动。

内地和香港在哪些领域可以率先互利合作？

1、深圳科创优势+香港自由港优势，以落马洲河套地区为突破，打造湾区跨境科创走廊。落马洲地区，曾经是深圳的管辖范围，后来因深圳河“裁弯取直”，变成了香港的辖区。在这样的历史渊源下，两方达成共识，把落马洲作为深港合作的典范，鼓励深圳的企业、香港的高校到该地区做研发，研发成果在大湾区做产业化。香港政协委员还提出了“1+3大河套”的概念，如下图所示。

另外，深港可联手向国家申请在落马洲区域建立中国（港深）国际创新中心，落实国家级科研项目，吸引全球科学家参与，将其打造成全球科技研发中心。

2、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所长，国家所需。金融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可以帮助内地实现中国国民财富的全球配置。另外，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长期没有大宗商品定价权，香港可成为国际定价中心。香港在国际金融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优秀人才，内地需要香港这方面的帮助。

3、让香港专业人士率先进入深圳市场。香港的专业服务，如法律、会计、商业管理与咨询服务、工程及技术服务、建筑设计、教育与服饰设计、质量监督与检测等，在亚太地区均是首屈一指。实体经济与专业服务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内地在国际出口贸易方面，常遇到不符合进口国产品标准等问题。若在出口前，先由香港相应检测机构出具符合进口国产品质量标准证书，将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很大帮助。徐师兄对此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把香港专业人士放进来，建议中央授权深圳通过简易程序认可香港专业人士的执业资格。同时借鉴移植香港专业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整体提升深圳专业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准。二是税收方面，对香港专业人士的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这样就与香港本地税率大致相当了。

徐师兄总结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利合作不仅只在科创、金融、专业服务三个方面。要争取把大湾区规划和建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2.0版或者升级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的第四个巨大红利，让大湾区成为中国下一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引擎，为中国经济下一步高水平开放做出新贡献！最后，徐师兄还针对同学及校外人士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