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比较的扭曲认识：曲解了中国，也曲解了西方

最近著了一本书，叫做《儒学的经济解释》，并开过多次交流会讨论此书。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很多人对中西方有比较扭曲的认识，曲解了中国，也曲解了西方。中国大陆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比较严重，“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尤为严重，而大陆的学者又很难摆脱这样的影响。对西方文化的曲解首先在于“西方”这个词语运用的错误。“西方”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它包含了很多国家和传统，这样一个词语的采用必然忽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取向和不同特质。这里要讲的是“英式自由主义”，而非“法式”或“德式”等自由主义。这里可以引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第四章“自由、理性与传统”对两种自由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英式自由主义是指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法式自由主义是指思辨的唯理主义的自由理论传统。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对这两种自由主义鲜有区分。

英式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理解自由的“主义”，是自生自发的现象，这是人类所获得的经验做出的解释，承认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法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真正地理解自由，它旨在构建一个乌托邦，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就像为了构建一个完美的建筑，而把之前的房子推倒，完全构建新的房子一样。哈耶克称其为“乌托邦”，这也是人类社会更容易出现的状况。一个脱离现实的带有空想性的想法，会更容易吸引人；一个基于现实的想法，反而不容易被别人接受。而如果表达得非常优美，看起来似乎看透了社会，设想得很宏大，很有体系，反而会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在中国，法式的自由主义占据了优势。

“自发的秩序”是哈耶克所强调的词语，“自发的秩序”有个典型例子就是市场。市场是自发的交易、自发的互动形成的，带来的效益是形成价格体系，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市场就是自发的秩序，而且自发的就是最好的。那我们完全理解市场吗？我们似乎理解，但是并不完全理解。没有完全理解就在利用它了。不完全知道市场工作的机理就应用，这是完全可以的。就像电脑，你不知道它的原理，但是也可以应用。市场的特点是众多分散的市场形成互动的交易，分散的个人通过多次互动，就会形成一种均衡，形成一种秩序和规则。市场包含的有效性，其要点就是“同意”，买卖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自愿和意见表达就是同意。如果两边都同意，这就是最好的效率。同意意味着至少对自己无害，双方都同意之后，说明对双方都没有害处。试错和多次重复的博弈，使得市场可以互相参照，参照会使价格形成，这里时间也很重要。同意代表平等的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一致，不存在强制。自由就是把强制性降到最低的状态，而市场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的状态又是最有效率的状态。

二、习惯：“自发秩序”的现实对应物

习惯是自发的秩序吗？传统是不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市场就是一种习惯，人们一次次想要得到的好处能够通过交换获得。这里的习惯是指人与人之间生活的习惯，不是个人的习惯。即众多分散的个人互动和博弈的中心。比如你踩到别人脚，会说对不起，这个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家庭吃饭时总会坐在同一个地方，开会和上课也类似，这样做至少是无害的，得到了别人的接受，就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

哈耶克的视野很宽，他强调自发的秩序时，一直有现实的对应物，就是习惯。哈耶克的对应物不局限于市场，非常宽泛。传统和习惯如此有效，能把强制缩小到最低的限度，这就是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自由=有效”，市场自由代表市场有效。我们遵循这些传统和行为，一定能够带来有效的行为。我们经常会忽略哈耶克的这些思想。习惯是交换行为，市场是交换产品和服务。有些行为是对称的（例如，“对不起”和“没关系”），有些行为是相同的。市场是建立在自由意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没有什么不好的，双方同意就可以达成最有效的结果。

三、为什么要敬畏“自发秩序”

证明有效之后，会思考习惯，这是人类学的话题。人类会用理性思考和分析，但理性是有限的。人就是有限的存在：注意力和记忆力，分析能力和认知维度都是有限的。人就是一个“三维半”的生物，人生活在三维空间中，但寿命这一时间维度是有限的，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注意力是不可能持续集中的，人类现在在系统上获得的成功都是系统上简单的成功。但是如果面对一个社会系统，维度就很多。今年七月份世界围棋比赛，谷歌旗下的阿尔法狗战胜柯杰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引起一阵轰动。其实围棋系统相对比较简单，很复杂的东西用有限的理性，能不能参透呢？有限的理性是永远做不到的。人类要思考怎么面对、怎么解决有限系统。人类面对复杂系统的捷径就是靠经验。靠经验，就不用靠专门的理性，经验会逐渐形成习惯。有限理性不能全部理解复杂的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敬畏。人，是问这些问题的前提，唯有如此，这些自发的秩序才会一直在起作用，一直在通行。人力所能启动的范围其实很小，到现在为止，我们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有人类的发展，都是这种自发的秩序带来的。

四、从习惯法到普通法

亚当·斯密说人类自然形成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自然形成的是大家懂得最多的、恰当的文明规则，第一要靠经验，经过理性思考得到；但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便要敬畏；后来就形成习惯，这就是提炼出来的理性原则。但是这个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就形成了法律，即强制性的社会秩序。习惯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由习惯形成的法律是强制性的，法律相对于习惯，效果会差一些。

英国的法律对英国国家建设产生了什么影响？经验的、非系统的习惯，恰好跟英国的普通法相对应，普通法所对应的模式就是经验主义，这是哈耶克的逻辑。

从习惯法到普通法，竞争主要是司法权的竞争，古代英国的王室会到处建设法庭，到了各地，如有官司，就会找当地有威望的人咨询，以往出现纠纷时，会怎么解决。陪审形成了最终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巡回法庭了解了各地的习惯，就会根据习惯判决。每年他们返回到伦敦，交流各地的习惯，提炼出共通的东西，便形成普通法系，其特点就是认为习惯就是好的。普通法的原则比立法机关经过理性思考出台的法律更有效力。事实上，宪法并不是自由权利的来源，普通法则是自由权利的最有效捍卫者。

五、儒学传统与英式自由主义的渊源

16、17世纪，欧洲盛行翻译孔子思想和道家思想，中西方交流频繁。当时中国的思维取向更趋向于自然法的取向。亚当·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其所强调的自由经济学也是哈耶克所继承的。中国的传统中有个“礼”，就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是通过历史中的长期互动形成的。随后知识精英对其进行提炼和思考。“礼”其实就是习惯，“礼”的存在，会使社会更有效力，所以会被推广到社会各个方面。《礼记》是非常繁杂的，这些是先哲们的经验。孔子自小学“礼”，会仔细思考这些“礼”，然后提炼，“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提炼之后，会应用于实践。有些很难推行的，就依靠于法律，形成强制性的“法”。当人们需要用强制性的手段决断时，就需要一些原理来采用。中国大概到了唐代，才形成一种文字性的法律。县官裁决时，首先要思考的是儒家的经典，然后才是法律。自由裁断并不是无所依凭，而是依赖于习惯和“礼”。

由儒家传统总结出来的自由，其实是很好的，中国从来都有着选择的自由，包括周汉唐宋时期土地可以自由地买卖，可以永佃等。即使是“文革”时期，虽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公有制土地周围却形成一圈自留地，出现了有点像古代“井田制”现象，所以蔑视习惯会遭到反抗的。

总结起来，就是要注重经验，恰当地使用理性，注重普通法的思维模式和“礼”的思维模式，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思维模式，相信历史与制度会在众多普通人的互动中前进。要学到普通法的东西，第一要向“习惯”学习，第二要向“普通人”学习。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用王阳明弟子王艮的一句话总结，就是：“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