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一带一路”?

第一，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西方国家，美国、欧洲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它的储蓄在增加，靠借钱来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对东方制造，我们大量出口、大量顺差的这种模式要进行新的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新的市场，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这个世界除了泛太平洋、泛大西洋合作之外还需要第三极，而且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第三极。中国应该积极加入。这第三极主要的部分恰好都在咱们这“一带一路”之上。

从国内的角度考虑，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呢?是引进来的战略，我们把国门打开，把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这种开放的模式，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因此有一大批产业要转移，一种可能是转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资也不低，相当部分要不断地转移出去，这需要一个承接。

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引进来”的开放模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到中国来比咱们中国直接投资到外国去还少，而且这个速度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对外投资是每年有20%、30%的增长，而引进来的投资每年是百分之几的增长，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说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投资还几乎为零，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巨大。

从中国内生经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战略，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就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大规模地走出去，甚至我们走出去规模比引进来规模还更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的投资消耗不了这么多，一定得走出去。

基于这些，从国际宏观环境的需求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我们需要一个新战略，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开放战略我们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而这“一带一路”，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一”字上，它叫“一路”，叫“一带”，实际上这是我们新的未来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从这个意义出发，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的“一带一路”，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和“路”的概念。在这里包括的国家有65个，人口是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这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更大范围的开放。

而这65个“路”、“带”国家，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而且预计未来的10年，在这65个我们称之为“一带一路”上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全球1/3，真正成为第三极，如果说其他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极的话，我们这里出口达到1/3的话，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三极，当然这里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65个国家里，多达35个以上的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金，和我们有一个发展的差距。而这些人口就有将近30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可以创造非常大的市场。

从国内来说，“一带一路”把国内需要大力发展的大力开发，特别是在“一带”上，把我们的西部大量开发，在“一路”上，实际上跟欧洲经济圈相连，跟亚太经济圈相连，这“一带一路”恰好把整个世界给联接起来了。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方面是资源互补，市场共享，而且在这里面还有充足的资金，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国家是资金过剩，一些国家是资源过剩，一些国家有劳动力资源，一些国家有市场，它们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

这一“带”里面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基础设施要优先铺设好，首先要把路打通，要把通信打通，这些基础设施是首先要做好的。

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兴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包括发达国家。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讯的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要投资在“一带一路”上，特别是在一“带”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是很重要的投资方向，而这个领域恰恰又是中国的强项。

说这是中国的强项，不但在于我们有很强的土建或者说建设基础设施设计施工的能力，还包括我们有很强的资金能力，因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钱，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也有一定的设计能力，可以带资参加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各国非常欢迎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根据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长期工作的经验看，一般说来，它的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都会造成很多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所以投资基础设施的风险相对比投资其他的更小。

我们这个“一带一路”，跟一般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种国际组织不一样，不是“把这条路修完了就走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业产业同时走出去，跟它进行对接。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去就容易，能够发展，可以减少它的成本。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去，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还得起这个钱，才能有经济效益。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大量外迁，要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去，另外其他的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等，都可以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最后，有些过剩的产业也可以向这些国家进行转移，这些都是别人非常欢迎的。除了这个之外，在“一带一路”里，我们还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现在几个机制都在设计中，都在推动中。例如马上要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1000亿美元，还有包括现在的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等等。不但钱有了，而且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使这些资金得到相对比较安全的使用。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的大战略，当然这里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和“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相关国家都怀有很多的疑虑，这个怎么处理？对俄罗斯来说，“一带一路”是它长期的合作范围，我们在推动中亚一路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带一路”里，南亚国家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在这里又是印度传统的势力范围，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很关键，这首先是对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很大挑战，而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设计。

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这都让我们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的投资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这里还涉及到政局、民族、宗教的矛盾，又特别复杂。所以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里，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做好深入的研究和处理。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的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要有一种大国能力。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提出的大规模推动，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提出一些东西我们参与，而这次我们是发起国，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有肯吃亏的想法，我们要考虑别人的利益，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舆论界、学术界、政府，包括老百姓，准备好了没有?特别是体现出大国的能力。比方说，你要拿出很好的规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只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还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的跟着你走，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那么走到这样的恶劣环境里我们能不能生存?我们的企业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规模地走出去，快速走出去，这里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包括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能力，而且包括整个风险分散的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这个风险分散掉，目前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风险，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还有社会的风险，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对环境的要求，对法律的要求，对社会的要求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面对的巨大风险与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对这些潜在的风险就需要格外的谨慎，需要格外的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想法。

从历史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可能改变中国在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运行逻辑，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3月28日，在习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后，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

文件不仅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旋律的外交战略将开启新篇章，也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重构正式登台，2015年中国有望迎来“第四次投资浪潮”的大变局元年。

“一带一路”重点地区：

（一）盛唐大写意，大国新外交

一带一路很可能形成中国未来外交新战略，体现了中国务实、写意的大国外交文化。

第一，覆盖了中国新常态下最重要的外交要地。一带一路包括“两圈两线”，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们认为，未来以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四大经济走廊以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特别是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T字核心外交圈层将形成。

第二，确定了中国新常态下的新型外交原则。按照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区域共建四项原则。

第三，体现了中国务实写意的外交文化。中国新外交战略处处体现着协调、沟通、灵活、弹性等特征，先勾勒出两个圈（东亚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两条线（一带一路）的草图，再不断充实那么内容。根据愿景与行动文件，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二）资产负债表重构，十年经济新逻辑

从历史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可能改变中国在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运行逻辑，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构宏观政策的逻辑。“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央逐步从需求紧缩倒逼供给改革转向需求扩张配合供给改革的思路。2014年之前，中央的思路是通过相对中性的需求管理来倒逼供给改革，但由于内部反腐带来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以及外部全球经济再平衡带来的压力，这种思路在实际执行中的紧缩效应超出了预期。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开始逐步摒弃需求紧缩的思路，先后采取了降准降息等需求扩张政策，但总体上看，对总需求的管理仍然偏紧。2015年可能成为真正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而这次转折的核心抓手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日本70年代的列岛改造计划，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重构国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4年，中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从宏观上讲，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GNP来换取GDP，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实施，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推动战略外交，一举两得。

重构全球金融版图。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构还将深刻的改变国际金融版图，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IMF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历史上，日本和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当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日本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方面可以支持本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也让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正是目前中国最为需要也最为欠缺的，而亚投行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窘境。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已经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韩国、澳大利亚也基本确定加入，由美日垄断的国际金融版图开始悄然瓦解，这或许意味着一个金融多极化的新时代。

重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从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可能重新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由此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可能远超预期。就像一颗炸弹扔进炸药库，它不单是一颗炸弹，更是一个导火索，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随之引爆。各地方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没有之一。从2015年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各地都在争先恐后的上项目，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这可能从根本上逆转近年来反腐导致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现象，使地方政府被压抑的投资冲动重新爆发。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只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产能输出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恐怕是严重低估了其影响。

（三）2015年大变局，第四次投资浪潮

基建先行，一带一路有望改变中国，或将开启中国第四次投资浪潮。

第四次投资热潮逆转“投资低迷”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投资热潮。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投资热潮，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创纪录的62%。第二次是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迎来黄金增长期，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第三次是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央果断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拉动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回升。在那之后，投资便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持续回落。尤其是2013年八项规定以来，地方政府明显消极怠工，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

不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落实阶段，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从纯经济角度看，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或间接的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我们根据公开新闻收集的信息统计，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3000~4000亿元左右；而海外项目（合计524亿，每年约170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2015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我们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2-0.3个百分点。

“铁公基+产业园”基建提速。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前提，核心关键，必须优先。2015年将启动的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等重大基建项目即将公布，从公开新闻整理的资料统计看，各省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关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从项目分布看，主要以“铁公机”为主，占到全部投资的68.8%。其中，铁路投资近5000亿元，公路投资1235亿，机场建设投资1167亿，此外港口水利投资金额也比较大，超过1700亿元。我们预计，通向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宜率先启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印度洋战略性港口或称为“一带一路”首批战略港口。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和中国交建三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海外项目施工企业要主动作为，积极布局，加快推动海陆交汇、互联互通。

“一核两关键”勾勒重笔。我们认为，福建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两圈两线”写意画的核心，而新疆、广西则有可能成为关键区，其他包括陕西、江苏、甘肃、内蒙、云南等十多个省区市或为辐射区。福建，作为我国主要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窗口之一，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基地；去年年底，厦门也已经出台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新疆，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周边同8个国家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五个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中哈、中巴等“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清单有望受益。广西，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南经济走廊有望围绕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展开。此外，乌鲁木齐、满洲里、南宁等重点关注各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及厦门、连云港、大连等海上重要支点城市亦值得关注。

产业协同加速产能去化。“一带一路”涉及内地、沿边、沿海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为产业协同、产能去化提供了条件。

一是，“一带一路”大部分省区属于工业输出、服务业输入，而仅有沿海较发达的上海、天津、广东、海南等属于服务业输出省，第三产业区位商大于1。

二是，落后地区“后发优势”明显，各行业发展较快的地区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以外，增速基本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效应上并不占有优势。

三是，产业转移升级的速度，可能要比预想的快。传统制造业普遍转移，如纺织服装、化工、电气机械（家电）等从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向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转移。此外，新兴产业亦开始出现转移迹象，四川、重庆、河南、安徽等在承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方面明显快其他中西部省份，而输出省份主要集中在北上广三地；汽车制造也转移亦在提速，但速度慢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医药制造的区域转移特征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