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商学院也要来一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过程中，应该遵循“考核引领，平台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 ——陈宏民

近日，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国际知名管理学者陈方若在许多场合畅谈他对商学院的改革思路，他关于“纵横交错，知行合一”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从上个世纪5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是没有商科的。我国的商学院以及管理学科正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如今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每年毕业的MBA学生数以万计，学术成果铺天盖地，学科排名节节攀升。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担忧和反思。

部分学者热衷于发表SCI论文

却对解决现实问题不感兴趣

管理学科与法律、医学一样，是高等教育众多学科中最具实践性的学科之一。然而，医学专家不会看病，法律专家不会断案，管理学专家不懂管理，是如今社会公众对于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负面评价。当然，术业有专攻，未必每个医学专家都应该会看病，每个管理学专家都应该懂管理。但是如果相当部分学者仅仅热衷于发表SCI论文，而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如果学术界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趋向越来越远离现实需求，这就成了大问题。

管理学科所有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社会的管理实践，这应该是一条社会共识。虽然理论自有其体系，不是每个结论都直接为管理实践服务；但是如果大家一窝蜂地都埋头于理论之中，没人关注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如何提升管理实践，那么这个学者群的价值趋向就存在问题。

欧美国家一个成熟的专利药，如果要在中国本土使用，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临床试验，因为中国人与欧美人在体质上会有某些系统差异。可是在欧美杂志上发表的理论成果，却能够在中国管理学界不经检验，直接奉为圣典，甚至在应用中通行无阻；而在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成果，如果不能得到欧美学者的认同，就不能算做高水平成果。这岂非咄咄怪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包括管理学科在内的我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科技领域，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已经成为大问题。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等现象仍然严重。从这个角度说，对商学院进行一次 “供给侧结构改革”迫在眉睫。

紧盯着国际化排名

却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

需求为自己创造供给，是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法则。当需求意愿强烈，同时供给连接需求之间的渠道畅通时，市场信号会有效激发和调整社会的供给，让供给去不断满足变化着的需求；供给侧不需要有意识地干预调整。

然而在现实中，我国在管理需求和管理供给的两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需求端信号发送不够强烈。我国的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尚未形成对理论供给的依赖。如前所述，我国管理学科相比其他学科是年轻的，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从未形成全方位的有力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草根出身，在不甚规范的市场体制里摸爬滚打，从夹缝中顽强生长出来，而国有企业行政色彩始终很浓，两者似乎都对管理理论和思想缺乏需求。

其次，供给的基础并非扎根于需求。我国的管理学科虽然年轻，可是其基础理论却并不是从本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一开始就引入西方管理理念和思想。西方的管理学尽管有其很强的科学性，并在西方经过了比较严格的实践检验，但是毕竟没有经过中国的本土化改进。

学界常说“顶天立地”，即希望学者的研究既在理论上领先，又在现实中有应用价值。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新生事物，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化进程依然步履艰难，传统意识从观念到做法还有相当市场，管理实践中需要面对许多东西方文化和理念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年，学者们所研究和教授的却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经济管理理论，于是就出现了“欧美的天难以覆盖中国的地”，理论供给与现实需求并不完全匹配。

最后，政府干预人为地进一步减弱了供给对需求的响应。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来自政府的教育经费和研究经费大增。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也因此出现了我国管理学科乃至整个科研体系的“人造需求”。大量纵向教育资源往往是根据各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在学科排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论文排名）的地位等指标加以配置的，而不是根据他们培养人才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其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来配置的。这就导致商学院，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逐渐向着国际化排名的方向，而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方向而演变。

于是，包括管理学科在内的我国科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供给端自我封闭，循环运行。一边是，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国际排名蒸蒸日上；另一边是，家长们对于国内高等教育越来越失望，送孩子出国深造方兴未艾，而且趋于年轻化。一边是，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迅猛，国际成果洋洋洒洒；另一边是，社会对于学者和成果越来越缺乏信心。

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申请专利数是全球第一，可是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推进却是步履艰难。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学者申请的专利压根儿就没打算用于实践，而是为了完成科研项目的考核。那些来自于纵向即各级政府和国家基金的科研项目，都把专利申请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至于那些获得的专利是否真正有应用价值，却很少有人关心。

既不能坐等欧美商学院率先转型

也不能盲目推进

最近，几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四唯”清理的通知，可以看作政府高层对于学术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令；而陈方若教授关于“全光谱贡献”的观点，则给出了极好的注解。

据陈方若教授介绍，他上任之前曾与几位欧美顶级商学院院长交流过。他们都认为，管理学者的关注点离管理实践越来越远，是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他们都深感忧虑，却又表示无能为力。因为目前商学院的现状，是内无动力，外无压力。

记得前几年台湾地区一所著名大学商学院的资深教授来应聘大陆一家商学院的院长职位。在介绍自己研究成果时，这位在台湾管理学界耕耘了近三十年的教授，其代表性成果竟然是一篇研究美国股市的论文。可见，商学院的理论偏离实践，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情况。

我觉得商学院也要来一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过程中，应该遵循“考核引领，平台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

一、考核引领，就是牢牢抓住考核这个指挥棒。

应该说，商学院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供给逐步偏离经济社会的需求，与对它们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的演变密切相关。由于片面理解国际化，把国际化当作外国化或者欧美化，各类考核指标不断向海外看齐。从考核论文到考核项目，从考核奖项到考核海外学者比例，愈演愈烈，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科学院、名牌大学按照这个标准，普通大学，甚至高职中专也向之看齐。由此引发教育的升级潮。

如今要将国内的管理供给引向管理需求，在供求渠道还不甚畅通的环境下，考核体系的引导依然是十分关键的。

需要把对商学院以及管理学科的学者们的考核激励指标，从唯论文纯学术的单维度指标中解放出来，实行从理论到应用的“全光谱贡献”考核；让更多学者能够关注于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理论；让更多学者致力于把理论成果应用于管理实践。

一个优秀的商学院不仅应该得到学界同行的推崇，也需要得到业界乃至政府的认同，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包括政府对行业的规划管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平台推进，通过搭建和完善一系列平台，促进供给对需求的响应。

学术界的平台大致有三类：基金、杂志和学会。国家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是影响力最大的平台。基金项目的引导不仅决定着学者们的研究经费，也引导着他们的研究兴趣；能否获得高层次的基金项目如重大、重点、杰青等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学者的身份和地位，也成为许多学者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

近年来，高层次基金评审越来越强调国际化，强调重视海外学者的意见，这对于加强那些具有全球范围内共性的管理问题或许是有利的，但对于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的管理问题则未必有利。最近风向有所转变，高层强调“需求牵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这种牵引不仅要针对重大项目，还要全面铺开；不仅在目标上要需求导向，在成果方面也需要提升需求权重，在这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学术杂志也是重要的引导平台。我国管理学科的供求失衡，与近年来过于推崇国外学术杂志而忽视国内学术杂志有很大关系。国外的学术水平是很高，可是不同学科的本土化要求是不同的。数学物理或许无国界可分，可是经济管理却是本土化成分很强的，尤其是我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都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在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过于强调国际化标准，会造成许多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

学会是学者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对于学者的价值趋向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一些学会已经开始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各自在开展非常可喜的探索。如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成立了“管理实践与应用分会”，设立了“优秀应用成果奖”，都是可喜的探索。

除了上述这几类平台之外，一些大学和商学院自身也在积极行动，搭建连接学界与业界的平台。如上海交通大学搭建的行业研究院，就试图联合业界，营造“纵横交错”的学术氛围，形成实践、学术和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重点突破，为转型探索机制，打造样板。

推进我国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对接，并不是说不要重视管理理论包括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是正本清源，让管理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归到中国的管理实践中。究竟如何实现这一对于学科、对于国家有着长远利益的宏伟目标，需要做出非常艰苦的探索。

哪些细分领域具备率先探索的条件？怎样的学校和商学院适合并愿意去试水？是鼓励那些在理论上很有造诣的学者将他们的成果应用于实践，还是培育应用型学者和团队作为“二传手”，把理论成果“孵化”为应用成果？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探索中找到答案，形成突破；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四、循序渐进，避免以运动的方式推进转型，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十年前，欧美商学院的商科研究很接地气；可是该学科不断受到其他学科对其“科学性”的质疑。于是在各方面的推动下，管理学研究开始持续加强其科学性，运用大量模型和计量的方法，逐渐演变成今天“穷理”意义大于“务实”的局面。

今天，我们要促进我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既不能坐等欧美商学院率先转型，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也不能过于急躁，盲目推进。在现阶段需要认清方向，形成共识，积极探索；同时还要激发企业端的响应，让日益丰富的管理实践来引导管理理论，使我国商科理论和商学院的发展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