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

我们今天处在高度的危险当中，但这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是我的基本判断。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严格的现代性含义中来命名自己，因此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赎。

在“弱肉强食”时代，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最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GDP的总量，今年按购买力评价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按美元汇率计算，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院长的估计，2017年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回想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从洋务运动开始到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直到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邓小平当年讲的，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局面，总是被别人欺负，总是被别人打。不过我们仔细想想，落后就要挨打，这叫什么世道？这就是现代的时代。

基辛格写了一本《论中国》，他在《论中国》中提到，英国人当时发动鸦片战争，主要是为了和中国通商，这件事情大家现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要做的是鸦片生意，这比较卑劣，现在大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大家想想第一条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接受吗？它要跟你做生意，我不跟你做生意，这为什么不可以呢？不行，你非得跟我做生意，你不跟我做生意，我就打你，这叫什么世道呢！弱肉强食，现在的世道就是弱肉强食。

所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巨大的积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来讲，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必须经济快速发展，必须物质财富快速积累，这件事是我们30多年快速发展一个明摆的事实，必须对它做充分的估计，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简单的道理。

卡梅伦来访问中国的时候，说中国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比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快了10倍，后来我问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GDP的增长率是1.3%，所以他这个话可能没说得太过，但是我们就姑且把他看作是比较客气，说了奉承中国人的话，我们拦腰一刀，比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快了5倍，这件事情应该怎么估计？我想大家读历史或者经济学，都知道工业革命是一个在历史上，在经济方面具有标志性的、决定性的、革命性的重大事件。对于我们中国最近的快速发展，应该怎么来估计？我认为我们现在做不了这件事，因为除非当我们能够重新用新眼光来看世界历史的时候，才可能对这件事做出充分的估计。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叫做“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基本逻辑就是弱肉强食，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的成就。

精神的重建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着高度危险，这件事特别发生在精神领域。道理很简单，当巨大的物质力量积累起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控制物质力量？我们依靠着某种从传统遗留下来的东西，在生活当中来约束这么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物质力量不仅仅是堆积起来的物质财富，还有得到巨大释放的人的欲望。就这一点来讲，巨大的物质财富、巨大的人的欲望的力量是高度危险的。

精神的重建，成为我们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但是它究竟应该怎么样重建，从哪些方面找到我们所必需的那些资源？现在众说纷纭，有西化派的观点，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有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有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大家各自提出一套东西来。但是我想人类的精神，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精神重建并不是什么单纯的“应当”，“应当”这种事情在哲学当中被叫做纯粹主观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只不过随便谈谈自己的想法罢了，我们必须从某些最根本的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

黑格尔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最广义的宗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样式，他把它叫做一个民族对它认为是真的东西所下的定义，这种东西根本不是按照某些人的想法能被建立起来的，它只能自己建立自己，按照一个特定民族的客观的精神的样式来塑造自己。马克斯▪韦伯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谈到某种试图以主观的方式来人为地制造宗教的企图的时候，他说，文化人、学者或者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总爱将宗教情绪纳入自己印象与感觉的库存，可是这种嗜好从未导致新宗教的出现，宗教复兴也不可能因为作家们写书的冲动，或者精明出版商的销售愿望而突然降临人世。我们今天的精神重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知识分子、咖啡馆里闲谈的学者，他们提了许许多多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当中，也就是从中国道路客观的分析当中，设想精神重建基本的类型。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客观的方面来分析中国道路的话，我想它有两个基础的定向：第一，一百多年来现代化的任务和进程；第二，现代化的任务是在中国这种非常独特的国情、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和本质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传统中生了根这一点当中产生出来。我们的现代化是在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国情上展开，中国的发展包含非常独特的道路。

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因为没有学习西方，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做，什么都好。问题根本不是这样，我提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法哲学》中，对拿破仑评价极高，他把拿破仑叫做世界历史个人，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他甚至把拿破仑评为世界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是就在这两本书当中，他反复多次批评拿破仑，说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悲惨的失败。我们想想，法国和西班牙有多少差别？差别很小吧，都属于南部欧洲，都属于基督教世界，拿破仑如此这般的天才，尚且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经常问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我说你们比拿破仑的天才如何，不如他吧？差得远了吧？但是你们想把美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中国人，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达限度

现代文明、现代性是有限度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居然没有达到限度，而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就已经达到了限度。

限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自然的限度。这在我们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原来我们还没有那么痛切的感觉到这一点，后来出现了PM2.5，我们感觉到事情非常严重。我们遇到了现代发展过程中的自然限度，中国人最先抵达这个限度，为什么？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太快，体量太大。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中国人都要过美国人的生活，我们需要一整个地球，这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计算。所以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一个方向上就已经抵达了现代性的自然的限度。

第二，社会生活的限度。现代世界的基本法则叫做唯利是图，这个话不带贬义，市场法则就是这样。古典的作家把这种情形叫做现代世界的犹太本质或者犹太精神，市场上运作的所有的事物都是依照这种法则来进行的。对于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来讲，它就包含着巨大危险。如果我们仅只遵循现代的基本法则、市场法则，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高度危险的东西。因为这个法则叫做唯利是图，而唯利是图如果缺乏救赎宗教的制约，它就变成为所欲为。因此当今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管控物质力量的精神样式，足以导致社会的解体。

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存在这个问题呢？一方面他们的体量比较小，另一方面他们有救赎宗教，要不然它们早就瓦解了。托克维尔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提到，法律赋予美国人以全部的自由，但是他们的宗教却教导他们不能够为所欲为。在一个完全没有救赎宗教，甚至没有救赎宗教传统的国家，精神重建的任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意味着它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中华民族有希望开启新文明

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是说它仅仅成为一个现代大国，而是说它在成为现代大国的同时，开启新文明的可能性。马克思当年在谈德国的时候也谈到这种可能性，他说德国很有可能在面临现代解放之前就面临现代崩溃的境地。我想中国今天也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当中，它很可能在面临现代解放之前就处于现代崩溃的境地，所以它的希望在于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大家可能觉得中国还很落后，中国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属于野蛮或者半野蛮的。但是世界历史就是如此，在罗马世界崩溃的时候，是野蛮的日尔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活力。现在美国很文明，欧洲很文明，但是一切文明都是在文明的最高点上。美国的东西会永世长存吗？一切历史的事物都有它的出生、成长，有鼎盛时期，也有衰老和死亡，现代文明避免不了这个结果。跟美国比较起来，罗马世界对世界的控制以及文明的高度，远远高于今天的美国，而那个时候我们叫做西欧人的那些人都是野蛮人，他们野蛮到什么程度？野蛮到我们今天无法想象。但是，在最高的文明的顶峰上，罗马世界衰落了，正是野蛮的日耳曼人，为欧洲重新注入了活力，开创了新的现代文明，世界历史就是这样。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唯独在于它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第一，中国抵达了现代性的限度；第二，抵达了限度，必须有足够的活力。

什么叫活力？我想简单说三条。第一，拼命干活。欧洲是文明的地方，他们还在干活吗？中国人在拼命干活，这是活力最基本的标志之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讲主流意识的转换，主人和奴隶怎么转换呢？奴隶拼命干活，所以奴隶掌握着物质力量，正因为掌握了物质力量，所以转过来变成主人。现在的欧洲人舒服得不得了，最近刚刚度假起来，开始比谁晒得黑一点，等到他们度假完以后，开始讨论罢工，跟资本家谈判，工资上去一点，待遇上去一点，福利上去一点，等罢工结束以后又上班了，上班了以后他们讨论怎么过圣诞节，几乎每年都是这样。

第二，愿意生孩子。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如果这个民族出生率自然下降，这意味着活力的丧失。这里不是讲文明程度高低，有人说东部沿海，人口也在衰减，而在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在增加。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人愿意生孩子，计生委经过严格测算，还是怕如果全部放开，增长会过快。

第三，愿意学习。大家看看那时候野蛮的日尔曼人，来到罗马的废墟面前，被这种高度的文明震撼了，用海涅的话来讲，他们被圣母玛丽亚迷人的微笑给征服了，他们成为了基督徒。野蛮人不因为纯野蛮就有活力，有活力还得愿意学习。布热津斯基最担心的事情，美国的年轻人最不愿意学习，因为北美最优秀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所以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愿意学习了。

判断活力的标志大约是三条——拼命干活，愿意生孩子，而且愿意学习。我们看所谓野蛮的日尔曼人，他们向一切可能的东西学习，所以开创了现代文明。因此我认为当中国的发展已经迅速的抵达现代性限度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开启新文明的类型，完全不能局限在现代性的限度当中。

我想中华民族有它的智慧和活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开启新文明类型。对于这种新文明类型，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必须对外学习，还要把学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希腊人就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锻炼，才开创了他们的文明，希腊人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高于自身的东方文化，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锻炼，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繁盛时代。尼采讲得更加清楚，希腊人当时几乎完全被东方思想俘获了，来自东方的那些思想，包括埃及的、印度的、吕底亚的、巴比伦的、闪族的，希腊人已经快要被东方思想压垮了。当时希腊人的宗教几乎就是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但是，希腊人牢牢记住了德尔菲神庙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因此弄清楚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些外来的杂物，没有做东方文化长久的追随者，希腊长久的文明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

宽容与和平是世界最需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一方面要对外学习，另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主张，这就是陆象山所说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我们现在这方面太欠缺了，但是到一定时候，我想它会有，我们历史前景唯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方面，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大家可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文明将会对世界有什么贡献？我想简单说一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中，要宽容与和平主义，而这是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的东西。这件事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做过非常详细的分析，事实上中华的文明是最宽容的。为什么它最宽容？因为它们在哲学上就包含了这样一些前提，救赎宗教虽然对于现代世界来讲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它可以扼制为所欲为、唯利是图情况的发生，但是救赎宗教包含着一种缺陷，它不宽容，为什么？因为它把世界截然的分割开来，分割成上帝和魔鬼、天堂和地狱、使徒和异教徒、至善与邪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救赎宗教把人与世界关系的紧张程度发展到最高，儒教和道教却使得这种紧张程度降到了最低。

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还在那么高度的紧张状态当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们今天只不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就是70年前这种情况普遍发生，现代世界的法则就叫霸道。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发生？新兴的国家很厉害，原来你们那帮人把世界分完了，我们现在重新分，日本、德国统统跳出来重新分，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始终为一件事纠缠，他说中国怎么回事，它当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而且它的国力在世界上也是第一的，但是到了外面以后逛了一圈，回来以后带点土特产就回来了，他说我研究了中国四千年以来的历史，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去占别人的东西，这就是新文明类型有可能贡献给世界最伟大的东西。

现在西方人完全没法理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去跟奥巴马讲新型大国关系，他们是听不懂的，而且不可能听懂，因为现代世界的法则就叫霸道，都是如此。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的时候也是这个基本想法，他认为中国一旦强大，一定称霸，但中国人没这么想过，这蕴含着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开启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如果说我们要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继续保持我们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局限于现代范围之内，它意味着，而且只能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使得我们在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定向，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未来的发展仅仅成为一个现代大国，它只可能是另外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将会对世界文明做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