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座各位是学经济管理的，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生活很神秘，就像我们对你们的生活感到很神秘一样。所以，我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描绘一下轮廓，稍微谈一下性质和外形。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一个非常虚无的存在，不像你们要强调效率，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现实指标，创造一个存在，惠及大家的生活。我应该怎么样说一些鼓舞自己的话呢？曾经有一个院士叫洪国藩，他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有两个存在：一个是实有的，可以实证的存在，另外一个是相信的存在，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它，我只有去相信它存在。我们进行文学创作，就是要创作一个“信”的存在。我没有办法向大家证明我们这个存在是切实的、有效的、合理的，就看你信不信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么一个 “信”的存在中进行的。

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也是在建设，听起来挺虚无的，但也是按照一个实有的存在模式，我们在模仿这个实有的世界，模仿它的性质和原则，当然它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存在，即便是我要去模仿这个现实世界的很多原则，但是我最后创作的东西还是非常脆弱，甚至可以被忽略，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

文字看似虚无，实则有力

文学的材质是文字，文字你说它有就有，说它没有就没有。

曾经我父母有一个老同事，碰到困难来找我。他说你是政协委员，能不能帮忙做一件事，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在1949年9月份参加革命工作，就可以享受离休的待遇。他当时是一个学生，参加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和他同时进行升旗仪式的同学都得到了离休干部的待遇。但是他去申请时，虽然有证人证言，但是不被承认。我就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文字是一个虚无缥渺的东西，你可以不承认它。

后来他找我帮他一起申请，我为他写了一些材料，并给他递送。因为我政协委员的身份，别人也比较重视，就给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非常宽容，说很想帮这个长辈办成这件事情，但是只有证人证言，是不能采信的，你提供我一个书证，哪怕是当时升旗的一张照片，哪怕是当时去北京参加活动的火车票，只要提供这么一点点东西就可以采信。可是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因此最后没有达到他的愿望。

由此可见，我们所用的文字，材质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就是用这样脆弱的文字来建设我们的世界，所以很难说服别人，有时候说服自己也不那么容易。但是这种材质非常柔韧。

再举一个例子，在东南亚一个地方叫马六甲，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有华人在那边上岸生活，由此形成了一个民族，是华人和当地的土著的结合，男的叫峇峇，女的叫娘惹。这些在郑和时代就漂流过去的华人，已经完全不会说中国话，也看不懂中文，但是在他们的宗祠、店铺和住房，你会看到门楣和窗棂上写着一些吉祥的汉字，他们念不出这些字，但是字形还在，是他们的祖辈告诉他们，这些字是吉祥的意思。字形还在，但是读不出来，这让我非常感动！经过这么多年沙漏的过滤，最后还能剩下，让人感觉文字非常结实，顺着环境在变形，恢复自己的形状，再变形，再恢复自己的形状，最后不灭，就是这样一种材质。

口传的东西虽然法律上不被采信，但是口传自然有一种力量。史书上徐文长的性格，是一个软弱的幕僚，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发疯把老婆杀死，在监狱里几次自杀都不成，看起来挺猥琐、软弱的人，但是在浙江，尤其在杭州绍兴这一带，口传他就是一个喜剧人物，有点像新疆阿凡提这样的人物，有很多他的故事在流传。这样你又不能不相信文字的力量，一代代在传播。

另外还有一个文字力量的佐证，我们都特别热爱流言蜚语，这显然比真实存在要有趣得多。去年我们去巴黎参加书展，飞机始终不起飞，到第三个小时，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传言说乌克兰在打仗，领空被禁空了，普京不让飞机从那走，后来这个传言越来越具体。其实法国人很像中国人，很喜欢谈八卦。后来我们就去问乘务员，他说你们自己分析，你们国航也起飞了，东航也起飞了，第四个小时如果我们还不能起飞的话，我们就回家了。大家的情绪都很兴奋，去不去巴黎已经无所谓，好像我们在一个历史的现场。可是到第四个小时，飞机还是起飞了，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天气的问题，可是我们大家宁可相信那个谣传，我们不愿意相信天气，因为谣传比事实可爱得多了。法国人的性格，浪漫也好，庸俗也好，无聊也好，但是确实是喜欢流言蜚语的一个民族。

大家可能看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一个场景很有意思，彼埃尔因为家庭、爱情、婚姻种种的不幸，特别讨厌人群，他自己在大撤退以后的一个空城里面，计划把拿破仑杀掉。其实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去杀人。他一个人在这个空城里，碰到了一个法国大尉，大尉看到他以后吓了一跳，但是因为彼埃尔会说法文，这个军官觉得像看到同胞一样，很兴奋。尤其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碰到一个会说母语的人，法国军官就开始和他吹牛了，吹嘘他的爱情故事。听起来特别不像真实的，完全是假的，比如他经历过的一次浪漫事件是母女两个同时爱上他了，后来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就把爱情让给了女儿，他讲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种浪漫性。文字的力量很强，当我们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可以用文字编制它的存在。

生活的偶然性就是文学的逻辑

要用这样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建构一种存在？听起来也是很令人怀疑的，还会涉及到合理性。因为用一个不靠谱的材料，建这个不靠谱的存在，至少我们表面上要过得去，不能太不靠谱，就像彼埃尔碰到的法国将军讲的荒唐的故事，再怎么荒唐，里面还是有一些合理性，比如爱情总是合理的吧，成熟女性爱上年轻人也是合理的，少女爱上年轻军官也是合理的，总是有我们的逻辑。我们从现实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证明的事情找一些逻辑，作为组织材质的原则。我们也要归纳一些规律，当然这个模仿可能是有破绽的。

我向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有不少很有趣的朋友，他们常常用各自专业领域的事物来招待我。比如一个医生朋友就会用一次体检来款待我，而一个高检的朋友怎么来款待我呢？他特别想向我表示善意，于是请我听一次庭审。他在高级法院，这个庭审还是蛮残酷的，因为是终审一个死刑犯，这确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礼物。整个审讯是很凄凉的，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气氛，我估计他的律师恐怕就是援助性的律师，没有什么积极性，像在打瞌睡。公诉人却很积极，形象很好，风度也很好，非常会言辞，激情昂扬。

庭上一个小伙子，他的亲属没有一个人来，只来了一个朋友。说起来这个案子也很令人遗撼，这个男孩子是一个河北的民工，他和他的妻子已经离婚了，这天晚上跑到他前妻家去，结果看到前妻现在的男朋友，就起了纠纷，最后把她的男朋友杀了。 这里判刑有一个关键点，他是属于即兴杀人，还是有预谋的？公诉人说他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因为这个男孩子随身带了刀、胶带纸和手套，这些都是作案工具。这个男孩子就解释，他说我这天晚上本来不是打算去看前妻，本来打算去应工的，所以就带着工具去；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碰到应工的人，就突然想去看看前妻，结果碰到前妻男朋友，发生这件事是非常偶然的即兴的杀人事件。公诉人把他的辩解统统推翻了，因为口说无凭，到最后语言总是最软弱的。辩护律师也不大会说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这个男孩子最后有一个自我辩解的时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些东西——手套、刀、胶带纸，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后来发生了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了证据。”

我们工作中所仿照的逻辑都是以已经成形的事实为参照的，但是事情是有很多偶然性的，我们所学习模仿的那个逻辑也是不靠谱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很经典的传说，对我们写作人的传说，就以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他说一开始他并没有让安娜去赴死，但是安娜自己活动起来跳到车轮下。我们去外面讲课，经常碰到听众提这样的问题，你笔下的人是不是活起来去做一些你没有让他做的事，实际上这都是作者安排的，但是这些安排都是从已经实现的偶然性上面得到的参照物。这种逻辑是很有效果的，都能说服大家，它帮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企图。

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我们这些写作人的企图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我做的东西是不靠谱的，如果是一个木匠，要做一个桌子，这是具体的东西，我们要做什么东西？用不靠谱的材质，倚着不靠谱的逻辑，这个逻辑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个自觉性，它让我们的工作可能实现。有一次我去日本看一个我母亲辈的作者水上勉，当时我去看她的时候已经很老了，垂垂老矣。她看到我很兴奋，老是絮絮叨叨说一句话，她说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大骗子，但是我是一个可爱的大骗子。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作家自己都已经承认是在编造谎言了。

这就回到一个初衷，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我想用我们同辈作者的小说来说明一下我们的企图。刘恒有一部小说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电视剧，非常有名。我觉得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都没有把这部小说真正本质性的思想体现出来。张大民是一个北京大杂院里的贫民，日子过得非常窘迫，父亲很早就工伤去世，兄弟姐妹一大串，他是老大，吃饱肚子不容易，后来还要结婚、生儿育女，很不容易，到底怎么过？一方面要熬下去，另一方面他要滔滔不绝地说话，这个人是一个贫嘴，非常爱说话，他把这种事情描写成一种幸福，他不断对自己的经历做一个旁白，这个旁白就让这种生活变得幸福起来。其实，我们都是张大民，都是絮絮叨叨不停地说，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幸福。幸福生活特别重要，在民间传说、童话里面，最后一句话往往就是“从此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