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熊南自己都没想到，7年前偶尔的一次出国交流，冥冥中促使他最终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并且乐在其中，孜孜不倦。 

那是2009年U21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21)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本科生学术交流会，熊南作为复旦大学选派的3名代表之一前去参会交流。当首次着正装的熊南步入设在具有600多年历史教堂的宴会厅，坐在放有Nan Xiong名牌的座椅上，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请大家举起盛满红酒的酒杯时，他的心为之震撼。

“我看到了一个从未看到过的世界，感受到了一个学者所受到的尊重和知识的力量。而且在这次学术交流会上我还得以看到很多很好的研究文章，感觉到了世界学术海洋之深，自己的研究渺小得如同沧海一粟。”7年过去了，熊南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很激动，参加会议的吊牌和宴会餐桌上的名牌他至今还精心保存着。

熊南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2016年刚入职的年轻助理教授。他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爷爷、奶奶和父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担任过中学或大学老师。他的幼年是在上海大学的幼儿园里度过的，然后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读博，一直都是在学校这样的环境中熏陶成长。 

“我之所以选择在高校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离不开我家庭及自身经历的影响。从小父母就比较鼓励我去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这可能激发和培养了我的研究热情，参加U21带来的震动则坚定了我从事研究的决心。” 

良好的家庭学术氛围，让熊南从小就对未知领域充满了好奇。在复旦大学数学系读本科时，熊南已经分别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应用数学和高校收费定价、计算机编码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也让他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最后代表复旦大学参加U21 2009年会。 

2010年本科毕业时，对学术研究一直有着强烈兴趣的熊南毫不犹豫选择了继续深造，在觉得自己对应用研究可能更有兴趣时，他选择了跨专业申请，最后被卡内基梅隆大学泰珀(Tepper)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录取，从此走上了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之路。 

“那时候年轻，对那种纯理论学、用数学推导公式或者解方程之类的过程可能并不是很喜欢，反而对通过建立一种严谨的思维方式去解决社会实际中的问题这样的应用学科，感觉更有成就感，更能体现价值，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工商管理专业。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自己只是比较喜欢追求纯粹理性美的那个过程，而具体去研究什么并不是很在意。” 

在跨界读博的6年中，熊南发现前面打下的数学基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学数学帮助我建立了一种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打下了数理化的功底。社会科学虽然说有很多包装或者营销的元素，但其本质也是一种科学，是在大数据下做一个平均的推论，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尤其是金融学更离不开数理化基础，这些学科本质都是相通的。” 

正是对于学术研究长期培养出来的浓厚兴趣，进入高校等学术研究机构成了熊南博士毕业时的不二选择，而SAIF于他则是实现学术理想的最佳胜地：“我很早就知道高金了，我的博导与高金副院长王坦教授以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是同事，院里的一位助理教授则是王坦教授的学生，他们都向我推荐了高金。再加上高金拥有几乎称得上全球金融教育圈最顶尖的研究团队，各个教授的履历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都非常强，在亚洲绝对首屈一指，就是在北美一些比较好的院校，也不见得能够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知名的大牛教授，这些对我这个初级学者来说吸引力特别大。” 

提到这些，熊南显得有些兴奋。而来高金没几天，他就从偶尔的接触交流中深刻感受到洋溢在高金教授中的学术热情和严谨治学态度。来高金工作前，熊南正与高金特聘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泰珀(Tepper)商学院会计学教授梁景宏合作一个研究项目。王坦教授在与梁景宏教授交谈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就专门叫他过去，抽出两个多小时倾听他们的研究进展，还就他们的论述如何引导和激发读者兴趣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 

“这种学术热情和对我们年轻学者的关心让我很感动，更肃然起敬，我期待着后面能有更多机会与这些学术前辈交流切磋。”熊南感慨道。

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更有价值！

与众多研究公司金融的学者关注上市公司的各种问题现象不同，熊南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了非上市公司实证研究方面。 

“我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主要是之前学术界对公司经营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而对非上市公司和小公司关注很少。” 

事实上，熊南从统计数据中发现，非上市公司和小公司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美国的非上市公司占到所有美国企业税前利润的48%和固定资产投资的52%，但是近20年的金融学研究，基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上市公司身上。熊南认为，加强对非上市公司和小公司的实证研究，可以拓宽大家对公司金融的认识，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而相较于中国等发展中市场，在美国，出于保护股权人利益考虑，即使非上市公司，如果固定资产超过1000万美金，或者股权所有人超过500个，或者向公共市场募集公债，均必须向美国证监会递交所有财务报表，因此美国市场对非上市公司有比较成型和完整的数据，这也为熊南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于是熊南就从美国市场入手，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进行研究。经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熊南发现IPO并不一定能够节约企业成本，相反有些企业虽然通过上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代理人成本却相应增加，甚至有时超过了上市前的总体成本，公司价格也没有提升。 

“许多企业上市都是希望融到更便宜的资金来获得发展，但是我们研究发现，上市后高额的代理人成本费用往往对冲了融资成本，最后适得其反。因为没有上市之前，这个公司是个人或少数合伙人所有，管理者会非常关注公司的成本收益，但是上市后，原来的公司所有人的股权被稀释，身份也由所有人变成代理人，因此从自身利益考虑，这些代理人收取的费用往往变得非常高昂，很多的资源也可能被代理人浪费掉。” 由此熊南研究认为，上市对企业并不一定均是上佳选择，企业上市前需要慎重权衡利弊得失。他以著名牛仔裤生产企业――李维斯（Levis）为例，这家公司成立50多年，市场份额和销售业绩都不错，但从来没有上过市。 

那么，同样的结论在中国市场是否一样适用？熊南表示，中国市场由于其体制特殊性，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之间除了融资成本还有一些行政或者政策方面的壁垒，导致了某些资源只有上市公司才能获得。 

“美国因为市场机制比较完善，信息披露相对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相对充分，因此上市、非上市企业间的融资成本差距不会拉得那么开，资源壁垒没有那么强，许多企业无需上市，也可通过其他渠道融到资金，虽然成本会高一点，但是在中国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获得的利益多出很多，有些资源也必须要通过上市才能得到。”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各家公司趋之若鹜，千军万马排队挤IPO独木桥的盛况。 

不过这个状况正在逐渐被打破，熊南认为，随着时间的演进，一方面金融市场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开放，同时监管部门对代理人的管理和限制越来越严密，不允许其随意浪费股东的钱，企业的融资成本将来会越来越低，代理人费用也会越来越低，这对企业来说，对股东来说均是件好事。  

熊南表示，中美资本市场的不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宏大的研究领域，尤其在中国市场，充斥其中更多的是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业，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未来金融市场机制应该怎样设计，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整个公司金融的治理？这里面有很多课题方向值得好好发掘和研究。他很庆幸来到了SAIF，与这么多放眼世界、聚焦中国金融的学者一起，碰撞思想的火花，相信会有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关于未来的规划，熊南明确表示想成长为一名“一流的学者”，“在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有所成就，我会为此付出努力！”

“做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并一直坚持下去，不要计较眼前的名利得失，那么你必将有所收获。” 博士毕业时泰珀(Tepper)商学院院长在典礼上的致辞至今仍回荡在熊南耳际，他也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激励自己以乐观坚定的心态，战胜研究道路上碰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业余时间，熊南习惯每天抽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锻炼健身，每年去几个国家游历，“我的目标是30岁去到100个城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收获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