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中午好！

首先我对参加今天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来参加讨论的同学和企业界关心论坛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到今年已持续举办20年，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持续成为一个高质量的论坛更不容易。吴晓灵老师、李扬老师、李剑阁老师，老一代的金融学家黄达先生、董安生先生等等，给予了论坛始终如一的支持和帮助，使这个论坛保持了非常高的质量。

社会发展需要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论坛能够坚持20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呼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今后可能更加需要，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跨入“高收入”的前夜

今年是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国家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国际视野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大体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我们国家人均GDP的水平，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起点线。到2020年，如果我们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等于我们用10年时间实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穿越。

这个时间长不长呢？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大概有70个左右，这些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万多美金，但是他们的起点线应当在12600美金以上。他们实现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他们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如果中国用10年时间能够实现这个跨越的话，应当说不算长也不算短。

破除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

要实现跨越“高收入”门槛的目标，需要有体制条件的要求。“十三五规划”和五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除了提出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体制目标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资本市场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和推动资本市场的发育，是一段特别的历史过程。世界上有70多个高收入国家用12年时间实现了跨越，但世界上有116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只有15个国家实现了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剩下的一百多个国家都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拉美漩涡、八十年代的东亚泡沫、九十年代以来看到的所谓西亚、北非的动荡。

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一个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无法实现穿越，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在我们国家可以说普遍存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典型。

为什么有一些国家仅用了12年就跨越到高收入阶段了，而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裹足不前，徘徊了半个世纪都跨越不过去？像拉美这些国家就已经停滞在这样的阶段有四十多年了，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阶段，各种条件变化之后，解决不了公平和效率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调动不了社会的积极性，没有效率就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社会矛盾必然凸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方法。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正是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要领。这五大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

1、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

针对效率而言，首先需要有创新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来驱动，所以创新理念尤为关键。我们知道，创新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

总结一下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但凡穿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创新效率一定比较高，他解决了所谓的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制度层面，市场化程度比较深，有比较完备、深入的市场化体系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推动。而市场化体系的深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解决哪些是该由市场决定的，哪些是该由政府决定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论坛要讨论的是资本市场的风险与监管问题，即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层面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2、权利寻租打破了公平、否定了效率

所谓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也就是在即将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因为经济制度改革的滞后，市场化滞后，尤其是资本市场滞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从制度上无法保障公平和效率，从而导致市场化失灵，无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解决不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过于集中，政府从而替代了市场，加之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落后，政府集中大量权力的同时，既没有“民主的阳光”照耀，又没有“法治的笼子”约束，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其结果必然是高度的腐败。

高度腐败导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市场在该起作用的地方不起作用，企业想获得项目和资源，却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机会，那么它只能找政府谈判、找政府官员谈判。

企业跟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行贿。

我们常讲，不能总是考验一个人，一个人能经得住一次两次重大考验已经很了不起了，能经受得住长时间的考验是很困难的事。然而，那么政府官员有着巨大的权力，却没有民主的基础和法治的约束，他所要面对的又是一群每天都在准备用巨大利益腐蚀他的商人，他能不能顶得住这种诱惑，能否经得起这种考验？经受不住这种考验，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于是就形成了普遍的权利寻租现象。

所以说，政府手里的权力过多，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好，市场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市场化就失灵了。而市场体系不完备，一定会导致普遍的权利寻租。权利的寻租从根本上否定了效率，因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的，不是通过市场竞争，使效率高的获得资源，而是按照腐败指数，谁行贿力度大就把资源配置给谁，这个时候的社会，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

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要解决权利寻租的问题，最要紧的是从制度上进行大力的反腐败。反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改革，制度改革首先要从经济制度入手，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要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任的话，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这就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个，就是民主和法治的问题。

我们的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2020年一定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是经济改革的目标。又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法制中国、法制社会、法制政府，要使政府的权力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是法制目标。

经济制度改革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治制度改革是要解决好民主和法治的关系，最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我相信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绿色，就能够在制度上获得贯彻和保障，就能够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们的社会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

寄望20年后中国“ 重归世界第一”

据有关方面预测，不出意外的话，再过20年，也就是203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改革当中，资本市场的发育具有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所以，我们有理由支持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再办20年。

我们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初叶曾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被西方打垮了，同时被打垮的，还有我们的信心。为了重新找回国家自信，我们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经过了二百多年的艰难求索、经过二百多年的轮回，取得了今天这样辉煌的成绩。从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到2036年的时候，重新回归世界第一的位置是一件非常有希望的事情，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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