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由校友企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70周年国庆献礼片《攀登者》公映一个月之际，影片出品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第三届顾问委员会委员、校友，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回到母校，带来《攀登者》背后的故事。

任仲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时，曾将《攀登者》的拍摄任务视为“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按常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困难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必须战胜困难而不是被困难所战胜。在这个时间点上，用电影塑造一种攀登的形象，我们觉得是有时代意义的。《攀登者》从题材到内涵，都特别能体现共和国最重要的精神——攀登精神。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勇于担当、勇于攀登，这也是我们上影七十年一脉相承的宝贵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李建强受邀点评电影《攀登者》，小编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攀登者》：启识兼备，情趣交织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和文学家曾国藩曾提出：好文章须有四样东西，即：气势、识度、情韵和趣味。他总括说：“凡文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 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其实，对于影像作品，有时亦可作如是观。新近由上海电影集团摄制的《攀登者》，就是这样一部气、识兼备，情、趣交织的作品。

 一是气势。气势原本指的是人和物表现出的某种态势和力量。王阳明在《传习录》里说：“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明确将人的精、气、神视为一体。依照他的见解，“精”是生命的本体，“神”是生命中呈现的理性，而“气”则将生命之能量传布于全身。所以有没有气势，常常决定了一部文艺作品的质地和分量。

《攀登者》表现的是1960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往事。故事的发生地及其队员们面对的恶劣环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心理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四季不化的冰天雪地，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望而生畏的季风袭击……人与自然的艰难抗争，个体和团队遭遇的困厄险阻，构成了波涛涌起、吞吐山河的恢弘气势。

造就气势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外在的人与自然绝境的搏杀，与狂飙雪雨的决斗，更有内在的人的精神力量的凝聚和宣示。1960年第一次登顶后，因为缺乏环绕影像资料，遭到国际上的质疑，登山队也随即解散。壮志未酬，英雄迟暮。方五洲成了锅炉工，曲松林返回训练营，杰布回家放羊。人们可以想象他们承受的心理煎熬，但这些勇士如同殉道者一样的雄心一成不变。

当1975年再次组队，杰布在冰塔林喊出“国土，就在脚下”的豪言壮语、方五洲在大风口宣示“路再难，也要攀”的决心、曲松林在大本营表达“登上中国人的山，测量中国的世界高度”的夙愿、基地政委在简陋的帐篷里重申“不管我们今天的胜利，还是未来的强大，都不需要所有人的承认”的铿锵时，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深厚的思想精神力量，顽强的民族精神定力。

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而终于在银幕上得到真实传承的历史。动于中而形于外，此种气势，此等襟怀，大气磅礴，气贯长虹，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之所在！ 

二是识度。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识，说的是见地、见识；度，讲的是高度、深度。前者为因，后者是果；有因始有果，有识方有度。因此，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会说：“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在一部记载人与高山峻峰激烈抗争的电影作品中，再现环境的险恶，呈现攀登的艰难，甚至展示英勇无比的流血牺牲，其实都并非难事。

早先，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联合摄制的《北壁》做到了；新近，韩国的《喜马拉雅》，英国、美国和冰岛联合拍摄的《绝命海拔》也做到了。怎样在展现惊险奇特、进退维谷的险境中，浇灌一点人类理想的坚守，注入一些生命内涵的体验，特别是开掘古老民族伟大精神的宝藏，通过对攀登者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至死不渝的精神追索，凝练和汇聚民族精神的真谛，以审美的方式拨亮在世心灵的光源和来日理想的灯火，进而影响受众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以及国家核心价值的认识判断与行为选择，这是此类影片的首事和难点，也是《攀登者》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困难时期。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岁月，中国领导人掷地有声地宣告：“中国的珠峰，中国人当然要首先登上去”， 并亲自下令组建国家登山队；一批中国的攀登者携带简陋设备，冒着生死风险，前赴后继地向峰顶发起冲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一种什么样的气魄！

正如编剧阿来所说：“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当时国家极其困难，攀登珠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的意志、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这种立论和见地，当然不是一般的认识和观念堪舆比肩的，既投射人类思想的制高光点，又有民族精神的强烈支撑，构成了一种意义和情感的“矢量”，因而凸显了高度、深度和厚度。

三是情韵。讲故事，脱不开“爱”，拍电影，离不了“情”。 《攀登者》当然也不能例外。应当说，主人公方五洲与徐缨的真挚爱情，新队员李国梁和黑牡丹的深厚情感，为影片增色了不少。方五洲为了完成登峰夙愿，置放个人的情爱，阴差阳错，历15年而无怨悔；而徐缨对方五洲亦一往情深，不管沉浮起落，坚定支持他的事业，后来又主动请缨，作为气象组的负责人也来到基地，与方五洲并肩作战，直至积劳成疾跌倒在雪原深处。

这样的真挚情义，多少是打动一些人心的。同样，李国梁与黑牡丹因误会而相识，因关爱而生情，演绎了一代热血青年的爱情赞歌。可以想象，缺少了这两组情意悠长的人物感情故事，作品的精神韵致难免受到影响。

问题在于，有“情”未必有“韵”，泛情极易导致失衡。曾文正公指称的“情韵”，除了“真切”，还得“适度”，还要“内敛”。攀登者攀登的是精神之峰、意志之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是说不能有爱情，而是说，应当把爱情放到怎样恰当的位置？

如现今这般，情感戏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占据作品的大部分篇幅，尤其是对“珠峰绝恋”、“深谷狂吻”等重头戏的刻意渲染，其实是偏离主线、事与愿违的。正如有的批评者尖锐指出：“这本该是一个史诗级的电影，但被拍成了爱情片。”

一部本该“阳刚”的戏，却被“阴柔”所主导，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攀登者》的主旨硬核，也成为影片最大的不足和明显的硬伤。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否定影片的成就，而是想藉机为同类创作号诊把脉：“戏不够，情来凑”、“乱撒爱情胡椒粉”的老黄历真得改一改了！这，亦可看作是《攀登者》对中国主流电影未来攀高行远的一次警策！

四是趣味。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宣称：一部电影要想成为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就一定要把电影美在影片中表现出来。如果它被很好的表现出来了，人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一种特别深的情感。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则告诫，电影带给观众的应该是情感而非政治观念。

作为一个导演，应该形象有力地阐释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宣读一些二手政论文章。两位大师的表白，其实都强调了趣味之于一部影像作品的意义。而对于《攀登者》这样一部主题严肃、题材庄重的影片，这不啻是个考验。编导的精心和匠心也正由此生发出来。譬如体能训练一场：黑牡丹因心疼李国梁，克扣了10秒钟，被身为副指挥的曲松林察觉，于是毫不留情地要求李加练。李一时难于接受，恼怒地责问曲：“你为什么针对我？”曲坚定而又沉稳地作答：“不是针对你，是因为更珍惜你”……

一问一答，一张一弛，针尖对麦芒，揉进一位内心受过伤的铁血男儿立体的丰富世界，也将人物的性格前史、内蕴的坚硬与温柔和盘托出，非常耐人咀嚼。再如方五洲和曲松林重逢桥段：对视、握拳、举杯、畅饮、相拥一气呵成，举手投足拿捏到位，一颦一蹙把控到点。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将这一对生死兄弟如释重负、冰释前嫌的隐秘心境袒露无遗。

可见，庄严并不排斥情愫，凝重也不扼杀幽趣。艺术的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人造的藩篱一旦剔除，尽显艺术镜像的本真，承载无穷的审美快感。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不事雕琢、无迹无痕的寻常“趣味”，故事才好看，人物才可信，英雄才出彩，平凡才伟大。《攀登者》在这方面创造的新鲜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总体说，《攀登者》携气势，见识度，重趣味，并在情韵上有所求（尽管有点用力过猛和过度），是一部拍得相当认真和成功的影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衡量一个时代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们期待底蕴深厚的上海电影集团再接再厉，拍出更多更好回肠荡气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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