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人的聪明有限，众人的智慧无穷。在EMBA学习中，我们不仅常跟着教授徜徉在知识的汪洋，更在与同学的交流中，收获课堂之外的另一种智慧。接下来，我们将在每周六的“安泰E书苑”新设“安泰 E书享”，推出EMBA校友自己的阅读感想，相信定有一本会让你有“书逢知己千本少”的感慨。

推荐人：何明涛，上海交大安泰EMBA2010秋2班校友，上海企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推荐书目：《浩荡两千年》（作者：吴晓波）

推荐理由：

作者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具有中国商业史意义的著作，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忍不住花个晚上整理下读后的心灵震撼。以前从没有站在如此长的历史视野和如此高的社会维度来思考中国政治和中国商业紧密发展的历史。读完这部著作，心中很多纠结的微观问题豁然开朗，对现实的中国经济的理解也深入了许多。

一、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著名的变法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书上，将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变法。而从中国商业史角度看，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安石变法是真正影响整个中国发展历史的重大变法。商鞅、桑弘羊、王安石他们主要的共同点如下 ：

1、他们三人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提出变法思想；

2、他们三人都严于律己，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做到了清正廉洁；

3、他们都是在奋发图强的年轻的皇帝的极力支持下进行改革的；

4、他们的改革都大幅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这是皇帝实现政治理想的基础，是后来秦统一六国和汉武帝建立了一个真正完备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保证；

5、他们的变法和思想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

6、他们的变法都有很多重大缺陷，尤其是实际造成的民间的苦难；

7、他们都将“限制民间工商业”作为主要政策之一，甚至发挥到极至；

8、他们的变法在当朝皇帝去世后都被废黜；

9、他们三人都是悲凉甚至是悲惨的结局：商鞅更是被处于车裂极刑，并被诛灭全家；王安石抑郁而终；桑弘羊被以谋反的罪名处于灭族的酷刑。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很多不同与相同，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影响深远的观点。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跟随《浩荡两千年》的笔墨，我第一次这样深刻地认识了这些“历史”上的变法和变革者。

二、《盐铁论》和弘羊难题改变了我看待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

如今，我们看惯了微博上的“叫骂”，我们对国家垄断机制下诸多不合理和民营企业发展艰难进行呐喊，我们对官二代的权贵经济不满…… 其实，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下盐铁会议和《盐铁论》，就知道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公元前81年，那些当时的“国家精英”就开始认识并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了。

公元前81年，汉朝举办了一次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桑弘羊和一群儒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三点：

1、盐铁、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2、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员则强买强卖；

3、不可避免出现权贵经济，形成一个背靠仔细想想我真回答不出，或者必须给出支持桑弘羊的答案。

那么，对现实中国的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除了“叫骂”，我们还必须给出解决方案，这才是最终目的。桑弘羊给出了他那个年代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呢？

因此，从这个角度，对我有很大的震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我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1、从主观角度：因为很多问题确实是难于解决，或者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除了“叫骂”，我们更应该给出解决方案。企业员工应该这样，组织成员应该这样，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国家的“精英”）更应该这样。不是不要“呼唤”，而是也多点积极的思考和“建议”，至少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做起。

2、对于问题的根本：如果我们必须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我们是否必须执行“国营化”政策？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执政方，你是否也会如此？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3、如果是这样，“弘羊难题”有解吗？似乎很难。

4、进一步，我们必须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吗？这是一个更严肃、也似乎是一个我们不能随便质疑的问题，至少在我们的政治课本和官方宣传口径看来是绝不能问的。但历史的进程会永远让这个状态持续下去吗？我们不知道。有的人希望，有的人不希望。

5、再进一步，在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央集权”好，还是“充分民主”好？还真不能随便作答。

……

至少，我们不再仅仅“叫骂”和跟随“叫骂”……

三、记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人

在中国正史上，妓女的名字比商人还多。尽管这样，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些难得被记录下来的名字，他们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我们现在的商人而言，那是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是一串值得我们思考的名字。

四、四大“经典困境”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思考，且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企业史实际上一部政商博弈史。国家这个最大经济组织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必然制度性压抑民间工商业。四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1、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产业，后者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现象；

2、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人民财产的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下，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3、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利、资源和土地猛烈聚集。社会资源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乎无发生的土壤；

4、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增长失去创新的动力。

这个总结回答了“费正清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器，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如果没有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器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哪里？政府。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凭什么与别人竞争，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我的忧患意识中，整个国家缺乏创新精神，中国企业家缺乏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从很多维度来进行解释，但以上四个“经典困境”是历史长期形成的根本原因，至今依然如此。

在国学课上，就这个问题，我从儒家治国思想的角度跟老师探讨过。从历史长河来看，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在深深的文化根基上风雨兼程，似乎我们总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各种困难。

然而，在当下，中国的精英阶层似乎既发不出足够大的声音，更做不出足够大的行动。

斗罢艰险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