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这场防疫战中，我们需要阻击两种传染源：新型病毒和恐慌情绪。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必须遵守自身规律，然后配置复合手段。

与新型冠状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的是社会恐慌。恐慌状态下，人们抗击传染性疾病的能力大幅下降。因此，赢得这场防疫战的胜利，我们需要阻击两种传染源：新型病毒和恐慌情绪。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必须遵守自身的规律，然后配置复合的手段。

人们用“被车灯惊呆的鹿”形容因为恐慌而丧失自救能力。渡过当前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公共健康危机，我们不仅需要医疗救护能力，还必须同时调理社会恐慌心理和行为。信息透明公开只是基本的第一步。建立一系列复合措施，发挥各层级社区自我组织的力量，才是我们接下来的可为之处。

我们必须认识到，常态下的医疗体系主要为医治个体疾病服务（私病），而新型病毒传染则是社会公共性质的疾病灾害（公害）。如果不能理解公害防治的规律，我们不仅会严重透支常规医疗体系的能力，让白衣天使肩担不可承受之重，还可能强化社会恐慌。因为恐慌，人们反而降低自救能力。因此，降低社会恐慌和增强医疗救护能力是并行不悖的两大策略。

降低社会恐慌情绪要从正确认识传染病的社会外在性开始。

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受害者。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第一个规律性认识。

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肺炎疾病是公害。已经被传染上的病人是第一受害者。可能被传染上的人群是第二受害者。因为疾病流行，工作和生活受影响的组织和个人是第三受害者。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受害者。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第一个规律性认识。饮食习惯歧视和地域歧视不仅无助于当前的公害治理，还徒增各类人群之间的社会心理排斥。至于禁止买卖消费野生动物，那是公害防治之后的政策议题。

传染病性质的公害有负面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它不是第一受害人可以个人担责和有能力控制的。因此，它有负社会外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即受害人引发的连续传染不在他们的自主控制责任范围内，却会产生远远大于他们个人成本的社会成本。

因此，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社会防疫必须兼顾受害者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第二个规律认识。

执行中，隔离与拥堵是我们需要建立的第三个规律认识。防范传染性疾病，隔离是基本的设计原则。违反隔离的执行方法往往带来相反的效果。隔离过程中，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峰尖和峰谷波动性大，对应的医疗救助能力很难全幅度覆盖。因此，执行中出现拥堵问题是必然现象。问题不是消灭拥堵，而在于怎样缓解求助需要和救助能力不对称的矛盾。

执行中，隔离与拥堵是我们需要建立的第三个规律认识。

有了规律指导，还需要一系列对应的执行设计。设计要考虑到广大群众的体验、感受和参与。能够让大家身体力行的执行措施最有降低社会恐慌情绪的直接效果。

上一次非典，中国的医疗工作者已经积累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整个系统也有认知和能力方面的提升。这次，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规律，结合新技术，调动检验过的执行策略和方法。笔者不是卫健专家，下面的一些执行层面的技术设计只是提供启发性参考。

执行层面的技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