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记者节，在复旦大学EMBA项目里也有很多曾经在媒体和仍在媒体工作的同学，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复旦大学EMBA2018级春2班学生简光洲，曾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他的名字值得被载入中国新闻史。

  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首次独家披露三鹿奶粉黑幕，引发中国食品质量安全问责风暴，推动食品安全法提前出台，致数十名高官落马。2008年，简光洲成为《新周刊》“年度人物”。评委会对他的颁奖词是：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2012年，简光洲离开了媒体选择创业。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跟他聊了聊记者往事、当下的创业，以及未来的梦想。

三鹿问题奶粉揭幕者简光洲：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转身

谈媒体：记者当为理想与责任而生

复旦EMBA：您是如何走上调查记者之路的？

简光洲：当记者是很多新闻专业甚至是非新闻专业学生的梦想，我也同样如此，毕业时也有很多的职业选择，最终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记者。

  而刚分配到报社时，同样也有很多不同方向的条线可以选择，我选择做深度调查新闻部记者。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很多经典报道，多数是深度调查。深度调查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你见证历史，纪录历史，甚至有时推动历史。

复旦EMBA：从事记者这些年里，您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为什么？

简光洲：新闻是个高风险的职业，比如说地震的采访，你必须深入一线，离现场近点近点再近一点。记得当年四川大地震的采访，在往震中走的过程，碰到了泥石流，还有塌方，当时真的是做好了再也回不来的准备。

  记者还会面临其他风险，当你的报道影响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时，有时甚至会遇到死亡的威胁。我记得2008年9月10日晚上，当我交完三鹿奶粉的报道后，我就做好了第二天再也回不到这个岗位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时是一夜未眠。

复旦EMBA：怎么看待新闻理想？

简光洲：在中国，新闻记者这个群体是一群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我们都是抱着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见证甚至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信念。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我认为“史”一方面是要“信”，一方面是要“直”，通俗说，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讲真话。

  新闻人就是要为理想而生，为责任而活。做记者就是为民生疾呼，为社会公平立言，为正义而奔走，为自由而直书。今天的新闻人，当然指严肃新闻，就相当于古代的史官。远的则要如董狐直笔，近的则是要像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访问“美国之音”时，在进门处它也强调它的新闻原则是客观中立。最重要的是，作为美国唯一一家接受政府拨款的媒体，它还被要求不能在美国本土播出，原因是它接受了政府的拨款，在本土播出一是立场会受到政府的影响，二是会与其他媒体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以往我们大家批评“美国之音”，但是，我注意到好多大学新闻学院老师没有告诉学生们这一个真相。

复旦EMBA：如何看待当下媒体生态？

简光洲：新媒体正在解构传统的媒体生态，最重要的是去中心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破除新闻垄断，去中心化的网络新闻时代的到来将会引领未来的走向。

  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是，当经典的传统新闻人、严肃新闻消失后，新媒体人并不具有天生的使命和担当，特别是自媒体，根本的目的在于赢利，这对于社会来说并非是件好事。我们在探讨媒体的责任时，可能更多地指严肃的传统媒体。

谈转型：为生活而改变

复旦EMBA：记者做得挺好的，为什么会转型？

简光洲：我是2012年8月底正式离开报社的，那天也是我女儿的一周岁生日。此前，我说了都是为别人而活，这次是为了女儿而作出改变。

  10年前入职和10年后离开时，记者的工资没有多大差别，2003年入职时，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在内环买一平方米的房子，在中环可以买两平，10来年后，一年的工资只够在内环买一平，在中环买两平，这是因素之一。

  记者这个职业是典型的“地命海心”，是在商业化的当下，有很多的诱惑，微薄的薪水，极大的风险，如果不是因为有着使命与理想，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其他的职业。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好的报道出不来，就会有一种挫败感，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当现实与理想都碰到问题时，只能是选择离开，然后我就到复旦来读书了，当每个人都过好自己的时候，每个人才有能力更多去关心其他的事。看以往的历史，改变时代的往往是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有钱人，在复旦这两种人都具备了。

复旦EMBA：离开时心情怎么样？

简光洲：记得一次访问美国时，在一个家庭作客，女主人MARY对我和我的职业生涯有不少的了解。当最后谈到我可能会不再从事记者职业时，她非常惊讶，并在离开时一再劝我，“不要离开”。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六七十岁还可以从事记者职业，而且非常受人尊重，记者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去影响到选举，但如果是我们，六七十岁时还做一个记者，就可能变成一个笑话。

  这几年，身边的调查记者转型的人越来越多，离开时大家都感觉蛮不舍的。然而，只有当疫苗事件等此类事件发生时，大家才会怀念起，调查记者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性。记者是时代的瞭望者，当一艘大船上没有瞭望者将是一件非常危机的事，希望事情没有想像的那么悲观。

复旦EMBA：转型后创业的方向是什么？

简光洲：和媒体朋友转型创业做的环智传媒，主要是品牌传播与财经公关，这个也算是与此前的工作特点有一定的关系，是从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去创业。

  成长较快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从业经历，对于内容的策划、生产，以及对媒介的理解洞察比其他所有同类公司更为擅长和深刻，在为客户节省费用的同时，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中国企业的做大做强，企业的品牌传播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而我们是最了解中国企业的，这一点是外资品牌公司尤其欠缺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客户是国外的公司，因为我们对中国的情况更为熟悉，对于他们如何落地中国，针对中国的消费者做好品牌传播服务更有利，也更懂“国情”。

  说实话，转型出来做公司还是有些不适应的，但当进入到这个行业后，发现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大有问题，非常需要专业的人去帮助企业解决品牌形象与管理问题。

  其实，我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梦想，比如说成为独立的作家，可以去记录这个大时代，或者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支持那些坚守者，这个社会还是要有守夜人！梦想如同灰烬，看似熄灭，也会随时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