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镜头回顾

2007年，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的一间大教室，坐满了来自于全国各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他们翘首以盼的，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教授（Oliver Hart），他首次以“上海交通大学高级学术顾问”的身份，应邀来到交大安泰，为国内学者展开关于“契约理论”的讲习班。

时任院长王方华教授作了来宾介绍，哈特则谦逊地坐在演讲台后面的椅子上等待演讲。简单的介绍结束，哈特起身，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Coase（科斯），1937”两个简单的单词，然后用亲切又不失平常的语调娓娓道来：“虽然科斯关于《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发表于1937年，但它对我来说历久弥新，我时不时就会翻出来看，每次都能找到新的启发。”

哈特的研究是继科斯、奥利弗·威廉姆森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不完全合同理论。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从学术发展来看，奥利弗·哈特教授对于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使得新制度经济学能够与企业理论、契约理论、公司财务、法律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结合起来，形成当今经济学中的一个新主流。

当年的讲习班从11月5日到8日共四天，上午奥利弗·哈特为大家讲授契约理论的发展以及他本身和学界对该理论相关的研究，下午则是与来自全国的学者进行研讨，当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教授、香港大学陶志刚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姚志勇、隋勇等学者都做了学术报告，可谓是群星璀璨，教学相长。

这种高规格的讲习班，交大安泰经常举办，包括博弈论、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话题，都请到了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彼时，大家都还在猜奥利弗·哈特会哪一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2

交大之约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秦向东至今还记得那次跨越中美的邀约。时间追溯到2006年，秦向东老师与时任安泰经济与金融系主任费方域教授赴芝加哥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时，向奥利弗·哈特教授发出了邀约，定下了第二年的交大之约。

尊重承诺的哈特教授第二年如期而至，并在讲习班前后参观了位于交大闵行校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心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的名字命名，配备了先进的设备，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中心。

“当时我们和哈特讨论实验经济学的进展时，他还未考虑引入这个研究手段，但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对他还是有点冲击的，可以说是为他后来做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秦向东教授回忆道。

自从担任了交大高级学术顾问之后，奥利弗·哈特对于交大人才的培养也付出了很多心力，“我们有很多年都会推荐优秀学生申请哈佛这样的顶尖学府，也会把学生材料发给哈特教授看，他也会认真地向自己的学校做出推荐。” 秦向东老师对于哈特的帮助充满感激，“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哈特教授听说安泰的一位学子的论文和他自己的学生，哈佛大学法学院的Spier教授有交集时，特地为他安排了在哈佛的演讲，演讲之后还委托了Spier教授做了非常悉心贴切的指导。要知道，哈佛的演讲机会，即使是享有盛誉的学者，也是不容易安排到的”。

3

诺奖时刻：哈佛学者的荣耀

在广为人知的媒体报道中，大家都知道了诺奖获得者颁布那天，哈特的“小失眠”——“我凌晨4:40还醒了，还在想这么晚都没通知，今年估计不是我。但幸运的是，电话响了。”收到获奖消息时，奥利弗·哈特说：“我第一反应是拥抱我的妻子，叫醒我的小儿子……然后去找我的获奖同伴说话。”

秦向东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给哈特写了祝贺邮件，然而收到邮件已经是两个月之后。Hart充满喜悦而又无不抱歉地说，“抱歉回复晚了，我和夫人很享受斯特哥尔摩的诺奖之夜，我们几乎收到了皇家般的礼遇……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了！”

作为犹太裔学者，哈特在获奖感言中也不忘提及自己的家族往事，“我的家族中有一部分是丹麦人，我母亲的兄弟和他的亲人们在1943年遭纳粹迫害时，坐船逃往瑞典，如果没有瑞典对犹太难民的救助，我的这些家人就不可能幸存下来。”

所以在2007年交大访学时，有一站特意为哈特安排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当时陪同哈特参观的严功翠老师回忆道，“这是11年前的事，具体细节我记不清楚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哈特在纪念馆看到犹太难民当时的历史资料时，情绪很激动，可以看出他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慨”。

4

契约理论有什么“用”？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总是希望从像诺奖这样的大师身上“参透”到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办法。秦向东老师生动地说道，诺奖学者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武林大师，也没有所谓的“一招鲜”，但与大师接触，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不凡的“剑气”。

201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奥利弗·哈特与秦向东合照（芝加哥）

正如来过交大访学交流的多位诺奖学者一样，他们最宝贵的，不仅是他们的学术造诣，更是他们对于广大学生的激励，以及对于年轻学者的启迪，他们对于学术的严谨、创新、以及反思的态度才是他们成功的真正“武林秘籍”。